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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被追授时代楷模
彭士禄:为祖国“深潜”一辈子
采访对象
杨朝勇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
于俊崇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核动力专家
孙荣绵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科技处处长
彭 洁 彭士禄之女
青衣江畔,崇山峻岭。
2021年3月22日,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走完了96岁的人生。
彭士禄是革命家彭湃之子,1962年,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研发。从1967年夏天开始,他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代号为“909”的基地,指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工作。1970年12月26日,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,4.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,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。1983年,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,组织引进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。1988年,他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,成功实现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。
因功勋卓著,彭士禄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、全国科学大会奖、“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”荣誉状、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、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、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等。
近日,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彭士禄“时代楷模”荣誉称号。本报记者采访了彭士禄的同事和家人,追忆彭院士的一生,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“拓荒牛”。
1 “一生只做了两件事,一是造核潜艇,二是建核电站”
上世纪中叶,核潜艇被认为是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“杀手锏”。1959年,苏联以技术复杂、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,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。对此,毛泽东提出“核潜艇,一万年也要搞出来!”
彭士禄等科技人才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,终于造出了我国的“争气艇”。后来,彭士禄转入民用领域,主持了大亚湾核电站、秦山二期核电站等建设工作,做出大量开创性贡献。
记者:彭院士曾说,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,一是造核潜艇,二是建核电站。他在这两项工作中做出了哪些贡献?
杨朝勇:彭士禄主持了核潜艇核动力装置方案的论证、主要参数的选择与计算、重要设备的选型和研制等工作。由于我国独立开展核潜艇研制,缺少重要参数资料,主要靠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计算,计算一种方案要连续一个多月才能完成。彭士禄就用这么简单的计算工具,带领大家对收集到的国外数据反复验算、校核和修正,确定了中国核动力装置的100多个静态和动态主参数。他还带领大家建立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实验室,建立起全尺寸零功率实验装置,从而证实了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。
孙荣绵: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关键一步,就是核动力装置,也就是模式堆。当时对于反应堆选型和是否建立陆上模式堆的争议非常多。有人认为建陆上模式堆提高了试制费,还会推迟核潜艇下水的速度,不如直接将反应堆装艇试验,成功后直接交付部队。彭士禄是支持建立陆上模式堆的,认为我们没有搞过艇上核动力装置,不经过模拟实验就直接装艇危险性太大,这是“吃小亏,占大便宜”,可以保证一次性成功。经过反复研究,彭士禄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认可,后来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达到满功率,也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于俊崇:上世纪80年代,彭士禄听从组织调动,转入核电站建设领域。他担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期间,提出了控制进度、投资、质量的重要性。他曾说,耽误一天工期就会损失100万美元,时间就是金钱,要抢时间、抢速度。后来,他认为不能依靠外国的核电技术,提出“自力更生、以我为主”的设计理念,主持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,创造性引入招投标制,解决了靠拉关系争项目的不良现象,并且提出股份制,建立董事会制度,为我国核电领域引入了现代的管理理念。可以说,在核电建设上,他从战略上、从技术发展上和管理方法上都有很大贡献。
2 “根据实验结果,我来签字,我负责”
面对无图纸资料、无权威专家、无外来援助的困境,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都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。仅有的参考资料,是从报纸上翻拍的2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外国带回的核潜艇模型玩具。此外,研发团队成员多是学习电力、化工、仪表等专业出身,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。因此,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,大伙儿常常因为技术意见不一致争论起来。每当这时,彭士禄就会说:“不要吵,做实验,用实验结果说话。根据实验结果,我来签字,我负责!”
记者:当时研制核潜艇,面临着哪些方面的难题?面对技术争论,彭院士敢于负责、敢于拍板,得到“彭拍板”的称呼,这里面有哪些故事?
杨朝勇:当时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人,只有包括彭士禄在内的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的。可供参考的外文资料大多为英文,但是大多数人只会俄语,所以只好“从零开始”“自学自教”,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背英语单词,边学单词边翻阅英文资料。彭士禄等专业出身的科研人员为大家讲授核动力装置的知识。经过边学边干,“门外汉”迅速成为核动力学研究的专业人士。
于俊崇:彭士禄拍板是用数据说话,他随身携带计量尺,就是为了方便计算。最初在计划反应堆工作压力时,有人根据外国的设计经验,选择200个大气压。彭士禄不迷信国外的数据,经过计算发现,200个大气压会烧坏元件,容易酿成大事故。于是他根据热效率和元件安全,降低了参数值,后来一些国家也把反应堆工作压力降到了130个大气压。还有一次,设计人员为安全起见,在模式堆的蒸汽发生器上加了个“安全阀”,结果总是漏气。彭士禄根据热工计算原理,发现最高压力是恒定的,不可能超压。既然安全阀有点漏气,彭士禄就决定拔掉它。
孙荣绵:为了保密安全,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深山老林里,生活区离工作区有几十里路,交通不便,彭士禄和大家吃住都在工地上,困了就把工作服裹着躺在板凳上打个盹。夏季常常毒蛇蚊虫肆虐,冬天阴暗潮湿,生活非常艰苦。基地物资奇缺,同志们吃着窝窝头搞科研,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,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。我们那时经常看到彭士禄穿着满是油污、泥渍的工作服,拿着一个掉了瓷的大瓷碗排队买饭。不过生活的种种不便难不倒我们,大家都埋头扑在科研里,一心只想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。
3 “活着能热爱祖国,忠于祖国,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,足矣”
彭士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烈士彭湃的儿子。3岁时,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,英勇就义。次年,彭湃被捕就义,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,也成了敌人的“眼中钉”、悬赏搜捕的“通缉犯”。在党组织多名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的护卫下,彭士禄先后辗转香港、澳门和延安学习生活,抗战胜利后,以优异成绩被选派前往苏联学习化工专业,后根据国家需要,转为核动力专业。
记者:彭院士曾说,“活着能热爱祖国,忠于祖国,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,足矣。”是什么赋予了他深厚的家国情怀?
杨朝勇:我认为首先是党和人民养育彭士禄的恩情。他告诉我,在革命年代,为了躲避追捕,过起了“姓百家姓、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”的生活,先后有了20多位“爸妈”。研究核反应堆时,生活艰苦,但他坚持定期把钱寄给“爸妈”们。他曾说,“坎坷的童年经历,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,我对人民永远感激,无论我怎样努力,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”。
于俊崇:在革命圣地延安的学习生活,培养了彭士禄的共产主义信仰。他说,在延安受到的革命教育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,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他的报国之情。1951年,彭士禄前往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,1956年陈赓大将访问苏联时,秘密询问即将结束留学的彭士禄,愿不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。他说,“只要祖国需要,当然愿意”。回国时,他把学习使用的书籍全部带了回来,还购买了大量的核反应堆参考资料,对我们研究核动力帮助很大。
彭洁:共产主义信仰是父亲继承其父辈的精神遗产。父亲曾说,爷爷奶奶把家中田地无私地送给了农民,甚至不惜为了革命事业付出生命,给予了他要为祖国、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热血。我们家在革命年代出了6位烈士,父亲常教育我们,要学习祖辈无私奉献和敢为人先、勇于创新的精神,后来又讲到自己的“三个心愿”: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;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;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。
4 “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,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”
“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虽沧海一滴,但就是要为人民做奉献,默默地、自强不息地去耕耘、去开荒。”彭士禄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为核事业所做出的努力。他把自己比作“核动力领域的一头拓荒牛”,将功劳归于集体。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,有幸参加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,获得了成功。但功劳不是我个人的,核潜艇研制成功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,需要大家集体的力量共同完成”。
记者:彭院士不计荣辱得失,也从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,认为“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,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”。在建党100周年之际,重温他的精神品格有着特殊意义。大家眼中的彭士禄是个怎样的人?
杨朝勇:彭士禄一生热爱工作,将工作放在第一位。研究陆上模式堆时,他从不休息。因为幼年坐牢,身上留下了后遗症,2000年后行动不便,出门都要坐轮椅,但他坚持去办公室工作。同时,他党性强、坚持原则,曾说“做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要讲政治,要一身正气,堂堂正正做人”。彭士禄的一生是为国防事业奋斗的一生,更是践行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忠诚担当的一生,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心中的那份赤诚。
孙荣绵:彭士禄非常能吃苦,为了核动力事业,不顾自己的身体。1970年,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,朝着满功率“冲刺”,每调高一档功率,出现的险情就越多。彭士禄连着五天五夜没有休息,解决各种故障和问题。他一直有胃病,胃疼20多年。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,他胃疼得厉害,送去医务所被诊断为急性胃穿孔,后来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,仅休养一个月,又开始超负荷工作。
于俊崇:彭士禄生活非常简朴。当年他担任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时,住在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里,早上吃方便面,或者用电饭煲煮面条,中午就随便吃点快餐盒饭。他只知道在工地上忙碌,对于何时调级、何时评职称、何时涨工资一概不知,也不打听。别人的房子越换越大,他自己却从有多个房间的大房搬到单元房里。因为科研水平高,他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,却从不拿报酬。
彭洁:父亲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。2017年,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,奖金有100万元港币。他说这个钱不是我的,要给国家,于是我替他办理了相关手续。当时我深受感动,明白他心里装的和爷爷一样,是全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。他的一生不要名、不要利,但要把核潜艇造出来、把核电站建起来。他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,“深潜”一辈子,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。(本报记者 张驰 杨文佳 自四川报道) 【编辑:陈海峰】